在那之后，没有医院，没有额外的食品。我有时甚至为自己严重的伤势感到吃惊：这根本就不可能，我认为这根本就不可能。我的双臂已经生出了烂疮，再加上数天里我一直躺在稻草上——痛苦难忍，几乎不能行走。有几个小时，我甚至丧失了全部的信心，想到了死亡。
但是一切总归是好了起来。那个刽子手，行刑官，因为他粗暴鲁莽的行为而被送进了军法监狱。据说（我听别人说），他遭到了某人的举报。
“一定是奥列格。”大家都这么说，“不会再有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事了。是他。”
我不这么认为……不管那个举报者是谁，他都怀有一种恶毒的、叵测的居心。他想要让他人遭受惩罚，自己不付出一点代价。这个人的行为是恶劣的，尽管他可以为自己找一种维护正义的借口。
我一点都不后悔那一日的行为。虽然灼人肌肤的鞭伤折磨了我整整一周，但不只是我奇特的生命力救了我——还有那个少年。我在这里，就是为了讲述这些人……他们带给我的印象，即是印象的全部。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全部的印象都在于人们，令我好奇的精神错综复杂地缠绕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他们会……他们会依照这些精神做出自己的行为，丝毫没有犹豫。
我仍然躺在马场臭烘烘的稻草上时，少年穿着邋遢的军服来了。我可以看到他的全身仍然布满了刚刚结下的伤疤，他看见我，哭了——“我知道是您救了我，我听他们都这么说！”他对我讲，本来他要被处以死刑。现在，处置他的事情在革命军令人感动的低行政效率下被永久性地搁置了。就这样，他成了一名预备员，进而加入了阿格米斯卫戍部队。
“只活下来我一个！”他面对着我跪下来，痛哭着；却竭力使自己不发出一丝声音。这样做是徒劳的，恐怖的嘶嘶声像一条绳子一样摩擦着他的喉咙。我望着他，不知说什么好——当然，我是绝对不会安慰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安慰”代表着什么，也从来没有这种愿望——用那些人的话来说，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怪人，用“外省人”来描述，显然也过头了。我是一个缺失了很多重要因素的人，在我的身上，找不到一点他们所说的“人性”。
但这令我疑惑：人性究竟是指什么东西？难道是联合理论所形容的“原本理性”？或者是达尔文主义所论的“物种本能”？究竟哪一种更符合他们的形容呢？总之，按他们的话来说，我是“奇怪的”，但他们没法找出奇怪的地方。他们只能搪塞一句：“你的全身上下全是奇怪的地方！”
我说到哪里去了……总之，还是要回来，继续谈论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他向我讲述他的经历，毫不隐瞒。他好像真的把我当作了一名千百年不遇的圣人，处处对我显露出纯朴而真挚的崇敬。
我问他，为什么要反抗革命军呢？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所行的是非正义的事吗？
不是的，他说。他向我坦承，他根本没有想到革命、正义和解放，没有想到军阀和民族独立。他所想的仅仅是他的生计还能不能维持下去——因为他想……他说到这里，突然打住了。
为什么呢？我问他。
他说，从前——也就是一星期以前，他是一名挑茶工。他今年十九周岁，生于阿尔达隆起义的那一年。但他不是阿尔达隆人——他痛恨自己的平凡，痛恨自己的艰苦和难以维持的生活。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竟然——他竟然还有自己的积蓄，那是十三个旧多布隆金币，紧紧地缝在衬衫最厚实的地方。他把他套在军服里的衬衫展示给我看，那衬衫几乎碎成了一条一条的布片，沾上了零星的血痕。更多的当然是磨破了的布边，这衬衫已经在他的身上挂了多少年？
“四年。”他告诉我，这四年中他几乎每天都在极度的严寒和饥饿中度过。他的队伍从南乌尔托兰的丘陵出发，徒步穿过寒风肆虐的亚比罗斯高原。一年前，他对我讲，他有一匹骡子，那是他自己的财产。靠着那匹骡子，他可以勉强维持自己和手下三个少年的生计。忠诚的骡子载着茶，一声不响地跨越积雪的山丘与沙尘肆虐的山谷。说到这儿，他奇怪地落下泪来。
“只活下我一个！”年轻人又一次重复这句话，对我讲：那三个少年都死了，死在革命军的刀下。他们帮助自己和动员大队“玩捉迷藏”——当然，胜负早已确定，而他们全都被杀死了，没有任何理由地死了。那些都是孩子，他从各地带来的——愿意抓住活着的一丝希望，跟着这名年轻人长途贩运，挣得的钱仅能糊口。甚至，那些孩子不能算是公民——新成立的政府不会把他们看作人民，他们全都是最孤苦的孤儿，无牵无挂。虽然有的孩子幻想自己有一个母亲或者父亲，年轻人也这么安慰他们……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他。虽然这个问题是我很不情愿提出的，但似乎出于礼貌（我不想再让另一个人认为我奇怪），我不得不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齐格菲·安特卢科斯。”他提到这个名字时总会莫名地激动，“不瞒您说，我曾经是——或者说，我现在就是贵族。”
“什么贵族呢？”
“伊拉蒙特的贵族——作为征服者而来，作为战败者而去。如今的多尔伯瑞亚已经早就不再是我们的天下了。”这些话自一名食不果腹的挑茶工口中说出，自然是荒唐的。
不过很快他便颠覆了我对一个人该有的全部印象。他竟然会流利地说出四种语言——贵族们使用的伊凡特语，乌尔托兰山地的日丹梅土语和更遥远地方的维斯里克语——甚至经书上的古阿特柔斯语。“我还会书写”，他拿起一根树枝，略微想了一下，便在马棚潮湿的地面上写起了字。“我已经四年没有碰纸笔了，而那之前我甚至还会写诗。”
我好奇地询问他的来历，以及他为什么会干这么一件极为不可思议的工作——这是全多尔伯瑞亚可以想到的最为艰苦的事情，乞丐都不愿意做这一行。但他……却如此毫不留情地对待自己。
“我要攒够钱，我需要钱。但即使到城里打工，我也没有资格……”
他终于对我说出了全部。他的外公在十五岁之前抚养了他，使他接受了教育。但这一切都被多尔伯瑞亚的内战破坏了。外公告诉他，他需要尽快走。他的母亲和父亲在伊拉蒙特——遥远的，海的彼岸。他想见到大海，那一年他终于做到了——什么也没有，没有父亲和母亲，没有安全。满地都是士兵，到处都是战争。
“——不过，我需要钱！需要钱，即使有一点钱，我就攒在一起。这不是贪财，先生，我知道我要去做什么。他告诉我，”他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告诉我，我可以坐货舱列车到雅拉奇，从那里再坐上大船。我要攒够路费，将来一定要赶上早上往别林西斯特的第一艘大船，大邮轮！坐头等舱，用光我所有的钱。一分也不剩，没有关系。……到了别林西斯特，我会提起父亲和母亲，他们会敬畏地把我送过去……我需要换一身新装，绅士们穿的笔挺的上衣。现在我有不少金多布隆。”
他说，在过去的几年里，若是吃半个面包能撑下去的话，他绝不会吃一个；若是能用一根布条当作衣服的话，他绝不会用两根。就这样，在最初的时候，他挣了不少钱。即使这样他也开销不起去别林西斯特的船票。但他强调，他要坐头等舱——而这个念头是完全不能妥协的。
PS:1月23日一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