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另外一个猛人。
我之所以说他猛有三点。
一是这个人的名字起的有点猛。
不知道为什么，我第一次在明史看到他名字的时候总感觉他是五音不正六根不全的太监，不过后来证实他不是。
我向来把太监和人妖划分成一类人。
对于他们这种不是缺点玩意儿就是多点玩意儿的家伙们，我向来特别反感。
我不明白难道做一个正常人不好么？
做一个正常男人不好么？
干嘛要搞这些乌七八糟的玩意来糟践自己？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个人觉得但凡能下定决心去做太监的，让别人把自己的那点玩意儿给切了的家伙，都是大大的不孝。
更可怕的是，历史上还有那么一些人不让别人动手，而是自己来。
这对于整个家族来说，实在不孝。
而就是这样一个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人，又如何会对一个朝廷尽忠呢？
每次想起这群不完整的人妖，总让我联想起另外几个名字，比如赵高，比如刘瑾，又比如魏忠贤。
他们几个随便拉出来一个都不是什么好鸟。
他们每一个都是实实在在的祸害。
第二猛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个家伙做的事情。
他做出了朱元璋最为痛恨的一件壮举。
腐败。
而且是塌方式腐败！
如果说空印案是一桩冤案的话，那他则是做出了一件实实在在的贪污窝案。
并且贪污的金额特别巨大。
放到现在枪毙十回都够了。
根据明史记载，这个混蛋贪污税收一共两千四百万担粮食，而在明朝初年国家一年的税收也不过两千九百万担。
可以说这个家伙凭借自己的卓越才能，偷摸贪污了近乎一年的国家税收。
这位贪污犯的名字叫做：郭桓。
历史上则将这件事情称之为：郭桓案。
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郭桓位居是户部侍郎（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
在郭桓担任户部侍郎的时候，被整天没事干以找茬为职业的御史余敏、丁廷两人给盯上了，他们两人觉得郭桓这个家伙长的实在太挫，一双金鱼眼每天不干正事净冒金光，这种表现存在严重贪污腐败嫌疑，于是偷摸进行调查。
最后还真让他们两人发现了问题。
两人发现北平承宣布政使司的李彧、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和户部侍郎郭桓有频繁的业务往来，并且实际存在着行贿受贿和贪污腐败的重大问题。
于是乎，秉持着宁杀错不放过为基本原则的两人联合起来，向朱元璋实名举报郭桓贪污受贿的案情报告。
当这事捅到朱元璋面前的时候，完全失去牵制的朱元璋彻底沸腾了。
在所有犯罪中，朱老板可以说最痛恨的就是贪污犯。
你干坏事可以，唯独不能贪污。
你只要敢贪污，那你就死定了。
于是他命令刚刚成立不久的锦衣卫和御史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对郭桓一案进行详细调查。
这一查麻烦就大了。
郭桓按照当时的职位设置，算是一个京官，确切的说算得上是半个部门的领导人。
相比较县令和衙役来说，京官他们没有直接的贪污渠道。
但是他们有管辖权。
这时候问题就来了。
郭桓想贪污，但是他没有贪污渠道，毕竟他没有和老百姓直接对接，贪污的粮食要从老百姓身上榨取。
怎么办呢？
对于贪污犯来说，这点问题实在算不上是问题。
郭淮就把目光放到了他的下一级官吏身上，也就是北平承宣布政使司的李彧（yù）、提刑按察使司赵全德身上，他们对北京这块地方有着直接的管辖权。
时任户部侍郎的郭桓就向北平当地的官员下达贪污指标，说你们每年要向我孝敬多少粮食，不然你们的官帽也就别再戴了。
赵全德两人一看，顶头上司发话了，还能怎么办呢？
没办法，只能办照。
官大一级压死人，人家怎么着也比自己尿的高，领导的话就是命令，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坚决执行。
于是他们两人就把目光转移到了下一个部门。
府州和县一级的官员。
他们两人把所有府州县级的官员们统一召集起来开了一个集体研讨会，并且在会上发表了上层领导的会议精神。
同样的命令，更高的指标。
你们想办法完成吧。
别找借口，更别问理由，我的话就是命令，如果完不成统统死啦死啦地。
这下府州县一级的官员们也领悟到了会议的精神，于是他们将目光放在了更低一层人的身上。
也就是老百姓的身上。
于是乎，更高的摊派落在了平民身上。
羊毛出在羊身上，要说办事还是老百姓最靠谱。
其他人都是扯淡。
老百姓的钱最好剥削和最好压榨，谁让你们没权，你们活该。
根据强弱理论来讲，受人管制就要承担被人剥削的风险。
这就是真理。
很快被连番数倍的税银就征缴起来。
而当资金集齐以后，这部分粮食并没有直接上交到领导手里，而是进行了合理的分配。
首先大头肯定是要上交的，这是铁打的纪律，谁也不敢变更。
剩下的一部分则被官员们拿出来进行了变卖。
当时建国初年最缺的就是粮食，粮食也自然而然变成了硬通货，放到现在和黄金的价值基本等同。
等把粮食变卖换成钱以后，这些钱会有其他用途。
当夏天来临气温过高的时候，这些钱就会变成冰块直接上交给中央领导，给领导和领导夫人连带着领导的九房姨太一同降温，俗称冰敬。
而当天气转冷，三九四九冰上走天寒地冻棉袄毛裤一层层往身上加的时候，这些钱则会变成煤炭，分批次的孝敬给上层领导，这部分消费被俗称为炭敬。
类似于这种变相的压榨手段官员们还有很多，比如车脚钱、水脚钱、口食钱、竹篓钱等等的，反正是人能想到的和常人想不到的都可以变成他们谋财的渠道。
既然是孝敬，那肯定不能落空，你不能说户部有了其他部门就可以放任不管了。
那是不行滴。
需要做到雨露均沾。
毕竟他们都是官，都比自己大一级，也都比自己尿的高。
对于他们都得巴结一下。
于是上层官员和中央领导人人有份。
当然了，在孝敬的同时不能光拿出这些东西，你大老远的来一年不见一次领导，怎么着也得意思意思，于是剩下的钱就派上了另外的用场。
成为了他们直接行贿的主要手段。
这就是郭淮案的基本过程。
而当这封实名举报信交到朱元璋手上的时候，朱元璋犹如鞋拔子一般的扁长面孔笑了。
冷冽而恐怖的笑容浮现了出来。
斜长的脸颊上足以笑出花来，放出浪来。
而在笑容的背后，另外一场政治屠杀正在酝酿。
在朱元璋心目中里，这位绝对的扛把子可以说最痛恨一种人。
那就是贪污犯。
从小他就受尽了贪官的压榨和欺辱，可以说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很大程度上都是拜那些贪官所赐，如果不是他们的榨取他的父母也不至于惨死，他的兄弟姐妹也不至于被活活饿死，更不至于被迫要饭，最后被逼造反。
这所有的一切都和这些可恶的贪官有着密切关联。
今天的成就都是拜他们所赐。
这些人，都该杀！
贪污犯，都该死！
在极具报复心理的作用下，已经完全失控的朱元璋叫来了一个人。
吴庸。
他的具体职务是审刑司司长（相当于全国的总监狱长）。
我个人觉得在监狱这个密闭的空间里待得过久的人多多少少会有点心理问题。
而吴庸这个人则不单单是心理问题，生理上也有问题。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此人严重心理变态。
从心理学上来讲，朱元璋应该是很了解吴庸的为人。
此人应该集奸诈与阴邪于一体，存在严重心理扭曲现象。
而朱元璋能够把彻查郭桓的案件交到这样一个人手上，从本质上来讲就含着阴谋家的黑暗手段。
经过吴庸这么一查，所有的事情就都抖搂了出来。
如果单纯只从郭桓本人出发的话，也不会有太大牵连。
但是问题是在吴庸的彻查下冰敬碳敬这些事情也被揪了出来。
而这些因为冰敬碳敬等其他贪污的案件被一并牵连了进来以后，这些人自然而然的成为了郭桓的同党。
这下牵扯的面可就广了。
可以说全国上下没有一个地方的官吏逃脱得了干系。
其中包括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和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各省的省长），及其其他各县市区所有官员全部牵连其中。
牵连的总人数超过万余人，
而对于贪污犯来说，朱元璋向来秉持零容忍的态度。
他没想到自己曾三令五申禁止贪污腐败的政令，在这些官员眼里竟然如同虚设。
既然如此的话，那只能对不起了。
在郭桓这个突发的问题上，做为开国皇帝嗜血如麻的朱元璋表现出了他近乎冷血残忍的一面。
你们不是合伙贪污么。
好。
好的很。
我这里已经有了一份详细的贪污名单（这是一份真真正正的死亡名单）。
不管是郭桓案中直接行贿和贪污受贿的官员，还是接受过冰敬碳敬的其他官吏，所有牵涉其中的官员，我一个都不放过。
一个字。
杀！
所有涉嫌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的官员，全部处死。
除了官员以外，死亡名单上还有另外一群人。
这群人不是官员，但是他们身份极其容易和官员勾结。
这群人便是富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地主。
对于这群富户朱元璋同样不感冒，每每看到这群什么都不干却依旧富得流油的地主老财，他都会想到父母双亡以后自己下跪乞求的屈辱经历，联想起那段悲痛的历史他都牙口发麻拳脚发硬后背发凉眼冒红光。
这群没事干还能吃饱饭的混蛋玩意儿，同样该死。
杀！
让你们这群腰满肠肥的家伙们行贿。
我杀光你们！
在杀光你们的同时，你们的财产也别想逃过一劫。
在朱元璋的命令下，所有牵连的富户全部抄家。
无一例外。
于是乎，明朝初年继1380年胡惟庸案和1382年空印案爆发以后，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第三场政治屠杀就此开演。
这就是明朝初年轰轰烈烈的，郭桓案！
根据前面我写到的朱元璋的政治游戏理论，已经三年没有痛快杀人的朱元璋再一次扬起了他血腥的屠刀。
这一次他还是延续以往的游戏规则。
所有牵涉的官员们全部清除一遍，然后再扶植一批新人重新培训上岗。
而随着郭桓案的爆发，根据《明史·刑法志》记载，除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部长），侍郎（副部长）两人以外，其他所有任职官员一个不留，全部处死。
当然这里面最根本的主角，也就是郭桓本人自然不会被放过。
郭桓本人被朱元璋除以剥皮揎草之极刑，以示警戒。
具体刑罚为：首先将活着的郭桓本人将脑门切开（必须是活着的时候才能干，人死了血液不流通了，这套刑法就做不来了），然用水银从头顶百会穴中灌入，使皮肉分离，再用刀把皮剥下，致人疼痛撕裂惨叫中死亡，最后把草装入人皮中示众警示他人，同时为了防止腐烂，在塞草的同时还会撒上石灰。
这绝对算得上是古代最重，也是最为惨忍的刑法。
而在郭桓被除以极刑以后，向来秉持着要么不做要么做绝人生信条的朱元璋将目光放到了另外一群人身上。
郭桓族人。
做为绝对政治家和军事家出身的朱元璋，绝对不会给自己留有后患，杀起人来也绝对不会手软。
在他的思想理论里，自己杀了郭桓本人，那他的族人有可能会起来造反，为了以绝后患，我只能对不起你们了。
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谁让郭桓做了对不起天下的事情，你们要怪就怪郭桓去吧。
所有郭桓的九族，全部陪葬。
一个不留。
于是在官员和地址们被押到刑场的同时，这群八百多人的队伍也被揪了出来，被处以极刑。
随着官员的处死，地主富户也相继的倒台，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系数破产，连同很多小老百姓也未能幸免。
同样因为郭桓案的巨大牵连，民怨极大。
历史上有很多可笑的事情，郭桓案也应该算得上是一件。
做为幕后黑手的朱元璋也没有想到郭桓案会玩的这么大，他不过就是向把官员们给清洗一遍，把那些地主们给镇压一下，实在没想到这事情会搞的这么激烈。
甚至影响到了他的政权稳定。
于是为了平民愤，朱元璋最后将目光落到了一个人身上。
看到此人冷血扭曲近乎到心理变态的面孔，鞋拔子脸以上的朱元璋展现出了他更加纯粹而灿烂的笑容。
他命人把这个人给抓了起来。
然后以最快速度把这家伙给拉出去砍了。
然后通报全国，意思是说郭桓的案子都是这个混蛋给搞大，我从来没有想着要杀这么多人，这都是这个混蛋的主意。让大家受连累了，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
作为皇帝我没有起到应有责任和义务，实在对不起你们。
现在当着所有人的面我把他杀了，算是我们向你们道歉了。
至于怨愤你们要算就算到他身上吧。
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他就是吴庸。
而作为主审官的吴庸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最后会有这样一个结果。
在解决掉吴庸以后，一向痛恨贪污腐败的朱元璋颁布了一份政令。
所有官员，但凡贪污白银超六十两，就地处死。
我简单换算了一下，当时的六十两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万多块钱。
而对于贪官们来说，一万多块钱实在算不上个数字。
他们随便捞一点，也不止这个数字。
我个人觉得朱元璋的这个政令就是要警示官员们：你敢贪污我就敢杀你！
不信咱们试试。
看看我能不能说到做到！
但是问题是，对于巨额诱惑来说，这种政令基本形同虚设。
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贪官有一个详细的阐述。
当某件事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的时候，他们就敢铤而走险；
当超过百分之一百的利润，他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当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而对于官员们来说，其中的利润何止三倍，三千倍都是有的。
所以，在郭桓案爆发以后没多久，新的麻烦接踵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