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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章 九三年(八)

很多很多年前,大顺还在睡着的时候。

笛福面对着东印度公司的进口东方棉布对英国呢绒纺织业的冲击,用有些夸张的笔触,描绘着普遍萧条、无业苦难、贫困痛苦。等到两次棉布禁止令出台后,他毫不吝啬夸奖着棉布禁止令的效果,说是伦敦的纺织业一下子活了过来。

很多很多年前,大顺半睡半醒的时候。

荷兰的手工业者、行会、农民们,看着阿姆斯特丹繁荣的金融业和航运业、看着各个城市的寡头商人们一点点用金融吞噬着过去的一切,绝望中把奥兰治家族,看成真正的救星,希望奥兰治家族能够救救他们,限制进口和金融业,不要再让来顿纺织业崩溃的故事重演。

很多很多年前,大顺刚睡醒的时候。

法国的细木匠协会、漆器工人联合会、丝织协会,集体请愿陈词。希望东印度公司,不要再从东方运来那些漆器、家具、丝绸了。再运的话,大家真的活不下去了。于是财政大臣特别给东印度公司写信,告戒他们:我不是反对你们盈利,也不是反对你们的贸易,我只是提醒你们,你们继续这么干会引发极大的反弹。

是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大顺即便刚醒来的时候,依旧不是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仅仅是手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

然而老马说过的:在手工业工场时代,海战夺取商业霸权、商业霸权才能带来工业发展。等到工业时代,金融资本才会成为工业资本的附庸。

这句话是如此的正确。

因为,1800年之前的世界,根本不存在一个后人臆想出来的“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

1800年之前的世界,是如老马所言:以重税、保护制度、殖民、勐造舰。造舰打赢商业战争,获取商业霸权,以商业资本的统治逻辑,带动本国的工业发展。

东方发达的手工业,败在了欧洲更高效的集权、更强势的暴力机器、更科学训练的军队手里。

商业资本获得统治的地方,以必然的劫夺制,摧毁了旧秩序——印度不是死在工业对手工业的碾压上,印度是死在了舰队、军队和商业资本的劫夺制统治下。

但是。

此时,蒸汽时代,工业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于是,当大顺先发地区一点点从手工业工场向大工业工厂的转型,比之前手工业时代更大的麻烦,也来临了。

大顺这边有工业,有人口,有商业霸权获取的市场,有需要开发的土地,也有开发土地所需的大量廉价劳动力。

于是,欧洲不只是之前手工业工场时代,大顺凭借手工业两千年优势和白银购买力汇率差导致的“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真正重商主义对欧洲重商主义的冲击。

更带来了欧洲的大量资本,涌向大顺,成为了实业的附庸。

廉价的劳动力,哪怕是投资土地种黄豆、哪怕是在扶桑金山谷地种棉花,这也比在欧洲投资回报率更高。

因为,大顺这边的人口、劳动力价格、政策等因素,为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关系提供了更适合的条件。

这两个问题叠加在一起,使得欧洲这几年的日子……一些人真的好过,而一些人是真的很难过。

金融业在发财、航运业在发财、进口商人在发财,他们的日子当然越过越好,成为了支持大顺主导的自由贸易,或者说“国家贸易体系下的自然秩序”这个新礼法的天下的在欧洲的忠诚者。

可同样的,他们好过,却有人难过,过的越来越差。

过的越来越差的人,很多。

而启蒙运动中心区域的重农学派,又搞了几波激进的改革。

于是,反弹的力量极大。

这,也就是年轻的拿破仑内心复杂的原因。

乱世将至,若有机会,一个低阶的小贵族或许可以在时代浪潮中,荡到在旧礼乐下想都不敢想的地位。

可乱世之中,大顺虎视眈眈。

就像是一头恐怖的、饥饿的野兽,疯狂地吞噬着欧洲的一切。

棉纺织业。

金融。

白银。

木器业。

丝绸业。

陶瓷业。

咖啡产业……

说好的绝对优势、相对优势呢?

除了加勒比的糖、除了法国的葡萄酒……除此之外,法国还有什么相对优势?而即便是这些东西,比如葡萄酒,面对着替代品的冲击;而糖,则纯粹是因为运输成本太高,否则真就如休谟所言,若无大洋做天然关税,整个欧洲到处都会弥漫着中国制造的商品。

几十年了。

大顺让欧洲寻找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

可是,似乎,这些,并不存在。

失业。

混乱。

绝望。

手工业者的破产。

本国的工业资本面对着倾销一点点地毁灭,根本建不起来。

大顺这边的人说,这是阵痛。

因为你们欧洲的白银黄金太多了。

而根据刘玉的国家财富的理论,白银和黄金根本不是财富。

所以,只要你们的白银黄金持续流出,再坚持坚持,坚持到欧洲的人均存银量和大顺的人均存银量一样多,那么好时代就要来了!

泡沫褪去,你们欧洲才能找到自己的绝对优势和相对优势。

可这阵痛,太痛了。

不只是商品倾销的问题、也不知是资本疯狂往东方流动的问题。

还有白银黄金大量外流,导致欧洲出现了严重的货币不足,到处都是混乱——这不是个印钱的时代,这是个金银贵金属的时代。

这些混乱,是否算是这个人所造成的呢?

这是宏观上的。

而更为直接的视角下,更是产生了一种让欧洲人恐惧的状况。

比如此时拿破仑所处的这个名为明尼穆兰的法国城市。

河,就是边界。

河的对岸,就是大顺的边境城市。

然而五十年前,这里并没有城市。

现在,这里却出现了上万人口的城市,利用着这里的瀑布水力,磨坊、锯木厂、造船、小麦加工、面粉、酿酒等等行业,疯狂地发展起来。

五十年前,大顺只有少量的人在北美的西海岸,甚至更多的还只是搞毛皮贸易的船队。

但现在,伴随着金银矿的开采、伴随着棉花酿酒业的发展、以及更多的人口迁徙。

已然出现了两个超过二十万人口的大型城市。

一个枫林湾,一个金山。

而二十万人口,在不及之前的欧洲,还意味着这得是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这样的城市。

好望角,五十年前,只有少量的中国移民,在那里种柠檬,为后来大顺参与一战做准备。

而现在,那里却已经拥有了将近三十万人口。

似乎,中国的人口是无限的。他们正在寻找每一处可以耕种的土地,并在这里扎根生存。

法国人和大顺这边,争了那么久,最终修铁路的时候,选择了攻击大顺在自己反对自己参与制定的公制单位,因此法国要修铁路必须要修公制单位的一公尺轨道……

所谓公制单位,还是反对大顺用复古六尺,都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很多人都清楚,为了防止铁路连通下的大顺日后的进攻。

如今,已经有法国人开始反问:当年的一战,我们真的打赢了吗?一战真正的胜利者,到底是谁?

的确,法国人保住了北美。

因为法国保住了北美,于是十三州的反抗意愿迅速降低,面对着大顺和法国的威胁,英国得以完成了对十三州的改革和控制。

于是,法国就需要更加的和大顺绑定,因为十三州的人口数百万,而法国在这里的人口太少了,这需要大顺的帮助。

毛皮商人、人参商人,也乐于这种绑定。

然而绑定的越深,法国人终于发现:清教徒固然是个威胁,因为他们人口数百万;可大顺这个新来的,在短短三五十年内,也在北美拥有了数百万的人口。

的确,大顺敲碎了英国的《航海条例》和《商品列举法》。

自由贸易的号角,在大西洋上飘荡。

然而,法国人欣喜之后,却发现,法国几乎什么都没有得到。

荷兰的资本,涌向了大顺而不是法国。

北美的市场,充斥着大顺的棉布和茶叶。

法国廉价蜜糖酿造的新英格兰葡萄酒、爱尔兰移民酿造的威士忌,顶的法国的葡萄酒根本无法在北美获得市场。

大顺的工艺品、漆器、木器、扇子等轻工产品,在来茵河河道的帮助下,将法国的彷制品压的根本没有生存空间。

三角贸易,大顺成为了三角贸易的工业品提供者。

的确,大顺不参与奴隶贸易,也挤不进去,但是,奴隶贩子们却会优先选择大顺的工业品,因为更便宜、利润更高。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法国人这些年,一直热衷于投机,金融,因为法国人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太好的投资方向。

被科尔贝尔主义影响深远的法国尚且如此,其余国家又将如何?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欧洲的“所谓新启蒙”派,滴滴咕咕地开始念叨蒙古西征的故事。仿佛那些呼麦的声响,附着在了棉布、瓷器、茶叶的上面。

要使口号发挥作用,语言要精辟有力,明确易懂,要标签化,更要历史影射。

人们很难想象自己不曾经历过的事。

人们的大脑,总会把见到的新事物,在头脑中寻找一个旧事物套上,以便于理解。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些东西,在法国,传播最广的地方,不只是巴黎,还有里昂,法国的丝绸业中心。

这是法国被大顺冲击最严重的地方。

被冲击的手工业者,焚烧棉布、焚烧茶叶、阻碍铁路的修建、反对公制单位。

而更多的,则看到了机会,对此推波助澜。将更容易懂得、更精辟有力、更标签化的口号和宣传,在这些手工业者中大肆传播。

画着密密麻麻的中国人从东方,四处迁徙、占满地球每一寸土地的漫画,在欧洲到处传播。

天主教,则因为大顺的禁教,更是发挥了他们在民间的巨大影响力,号召基督世界团结,发动对无神论者的圣战——他们甚至痛斥伏尔泰等人,是魔鬼在法国的代理人,旨在摧毁法兰西的信仰、蒙蔽天主的圣光。

耳濡目染之下,年轻的拿破仑即便因为儿时的经历,对东方有一定的好感。但更多的,还是不安、疑惑、迷惘和恐惧。

有时候,他甚至在想:欧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分裂。分裂带来了混乱,也带来了各国的不理智的竞争。大顺因为国土广阔,所以他们可以在内部发挥相对优势和绝对优势的经济。并且庞大的人口、强大的国力,使得他对分裂的欧洲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或许,欧洲现在更需要的,是一位他们历史中的始皇帝。唯有如此,才能集结欧洲的力量,在美洲、非洲、大西洋,顶住中国的侵袭。

或许,要反对旧制度的不公,也要反对中国主导的所谓的自然秩序的国家体系,还要反对他们在欧洲的代理人:那些进口商人、买办。

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而是,很多法国人,很多欧洲人,都已经产生了这种模模湖湖的想法。

激进的法国重农主义,已然慢慢让位被折中的意大利重农主义:内部要自由贸易、外贸要适当管控、基调是自然秩序、国家干涉也不可或缺。

正如大顺嘲笑法国重农学派的激进政策,说他们不懂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同样的道理,大顺打着自由贸易旗号的重商主义,以及对欧洲的持续性吸金和工业品倾销,也催生出了欧洲的民族的觉醒——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作为欧洲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城市市民、手工业者,他们已经被大顺的商品,逼到了反对大顺的位置上。

而帝国,却把希望,寄托在坐在巴黎沙龙里喝咖啡的那群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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