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那天，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我原本不知道那天是春节，是父亲在信中提醒了我。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北京下雪了。
信中夹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笑盈盈地站在天坛公园的雪地里。
父亲的头发居然花白得如此厉害。有些如同他脚下薄雪覆盖的土地了。
信中没有提到小莲。可我却突然有些感激她了。
我决定立刻打电话回家。在中国店购买的电话卡还未曾使用过。
但是电话卡上的号码根本拨不通。可能是春节的缘故，通往中国的电话线路太繁忙了。
我没来由地一阵心酸，抱着电话哽咽。
房*然在楼上发出怪异的声音。我知道，他又在喊我的名字了。我赶忙擦干眼泪。
老人神情亢奋。他责怪我整个下午都占着电话，以至于他无法和他的护士联络。
我不知道他除了和护士联络还能和谁联络。我也不知道他每周七天除了我占用电话的这一个小时以外什么时间不能够和护士联络。
他却不给我辩解的机会，立刻转换了话题，问我何时为他做寿斯。
我回答说：I'm Chinese! I do not make Sushi! （我是中国人，我不做寿斯！）我的声音有些高亢。
老人一脸沮丧。
我有些不忍。 随即补充说我可以为他做 Chinese dumpling （中国水饺）。
他若有所思，目光呆滞，思想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游荡。
我提醒他现在可以和护士联络了。他如梦初醒，拄着拐杖向电话机走去。
他的发比父亲的更白，如窗外满眼的皑皑白雪了。
我连忙转身去取我的羽绒服。到了要去中国楼的时间了。
这一晚中国楼人声鼎沸。我机械地沏茶，加热水，传菜，收碗碟，擦桌子，换桌布，再沏茶。
汗水和油迹把几绺发贴在我的额头和脸颊上。我的头发已经长过了耳朵，到美国后还未曾修剪过。此时那上面能闻到浓重的油烟味道。
如果我面前有一条河或是一个湖，我真恨不得立刻跳进去，把满身的油汗洗掉。
那一夜中国楼的招待生每人分到三百元的小费。老板娘居然破例给了我五十元。下班时，我偷偷为房东老人带了一盒锅贴。
我在盒盖上写上 “Chinese Dumpling， Happy Chinese New Year! ”（中国饺子，春节快乐！ ） ，准备悄悄放在厨房的冰箱里。
可当我回到住处时，老人却不在家。他一夜都没回来。
这一夜我终于打通了中国长途。父亲的声音很兴奋。他问我身体如何。我说很好。我问他身体如何，他也说很好。
我问他心脏怎样了。他连声说好多了，让我不要担心。
我告诉他美国很好。生活很舒适，学习和打工都很轻松。我故意把腔调尽量放自然，把语速加快。我不想父亲有机会对某个细节仔细盘问。
我讲了很长时间。过后立刻忘掉自己讲了些什么。
父亲告诉我伟常到家里来，帮他买大白菜和换煤气罐。父亲欣慰地说没想到我如此周到，临走时把年迈的他托付给了伟。
我的呼吸有些不顺畅了，上至鼻腔，下至每一根支气管，似乎都在收缩。
父亲又问我一遍身体怎样。他的记性似乎也有些退化了。
我回答说很好。
片刻的宁静。我鼓足勇气，请父亲代问小莲好。听得出来，挂电话的时候父亲很高兴。
第二天，房东老人的护士打电话来，说老人病了，要在医院里住很长一段时间。
第四天，又有人打电话来，自称是老人的儿子。他让我另找住处。
过了一周，我就搬家了。我的行李除了从中国带来的两个大箱子以外，还多了一辆英国制造的自行车。我把大门钥匙藏在门前的脚垫低下。那脚垫上印着“Hello!”和一个大大的笑脸，我惊讶为何以往不曾注意过。几周后我偶然路过那房子的时候，看见门前立着“房屋出售”的牌子。 也许，老人自那一夜再没回来过。
我独自搬的家。我的新家仍是地下室，和上一次的环境几乎相同，只是头顶上的房东换作了一位犹太老太太。
房东到底是谁并不重要。我早出晚归，难得和这些早睡的老人见面。
我不好意思再次麻烦学生会的人。因为我从未请他们吃过饭，他们也从未通知过我任何活动。或许因为他们都是研究生，而把我归到台湾香港的本科生那一类去了。
搬家那天，我借用了附近超市的购物手推车，来回两趟把我的两个箱子运到新的住处。第三趟取了我的自行车。从旧住处到新住处，勉强可以徒步到达，但来回三趟还是花掉整整一白天的时间。
我走得并不快。自小学一年级以来，我从未参加过长跑，所以耐力有限。
于是那晚，在中国楼打工的时候，我便显得有些动作迟缓了。但中国楼的生意并没有因我的迟缓而变得清淡，不到七点，门口等座位的客人已排成长队。
我快步为客人添水，飞奔着去厨房里端菜。
那晚，厨房门口的地毯显得格外油滑。我料想有人会在那上面出事。
不出所料。但出事的人是我。我懊恼我本注意到了那片地毯，况且还对出事早有预料。可惜没有时刻记在心上。
我滑倒时肋骨硌在硬塑料桶的边沿上，手中的一碟银丝卷散至厨房的各个角落。
我顾不得银丝卷。我已疼得涕泪交流，在地上缩成一团。老板娘今夜出奇的仁慈，她没有大发雷霆，却派人送我去医院。
送我的男孩叫阿文。我坐在他车里*的时候，他还穿着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马甲和黑色的西裤。 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犹如生命垂危，阿文来不及换去制服，只随手抓了他的黑色皮衣扔在车后座上。
那一夜雪下得很大。阿文的车子如蜗牛般爬行。在到达医院之前，我虽仍不能扭动身体或是抬起手臂，肋部却已经不如刚才那般疼痛了。
阿文开车的样子很专著，额头上浮着一层汗水。车内的暖气开得很足，我渐渐觉得舒适了。
他身上的奶白色衬衫微微散发着厨房的味道。我虽痛恨那股味道，却仍觉那身衣服格外的精神。
我有些不忍打扰阿文。
但他在为我开车。我想我必须打扰他。我必须请他把我送回住处。我不能去医院，我的医疗保险是最简陋的一种，看一次急诊便会倾家荡产。
我不知道应该使用国语还是英语。我发现，在中国楼打了几个月的工，我还从未曾和他讲过话。
他鼻梁上架的黑色细边眼镜和额上一屡被汗水浸湿的直直的黑发鼓励了我，我决定使用国语。 我说：“我想我没事儿了，不用去医院了。谢谢。”
“你确定吗？”
他用疑惑的眼神看我。他询问的语气很是关切。他的声音混浊而温柔。没想到他讲得一口标准的台湾国语。
我有些感动。却仍坚持不去医院。我微笑着再说一遍我没事了，顺便告诉他我的住址。
他于是把车头转向我的住处。
车里的空气似乎快要凝固了。我打破僵局，对他的护送表示感激，并为耽误他的时间表示歉意。
他腼腆地笑，两腮浅浅的酒窝显得孩子气十足。
我问他为何国语讲得如此标准。
他说他在香港出生，在台湾长大。
我有些嫉妒他的国语和粤语都如此的熟练。
他问我在哪里长大。我回答在北京。他兴奋起来，仿佛对那座城市很是仰慕。
我于是更加感动了。
小莲站在我家阳台上观赏二环路时也曾表现出类似的兴奋。不过那时我只有鄙夷，从没有感动。
我们的交谈并不很紧密。但车窗上还是很快附着了一层白雾。他开动除雾的装置，但也许是车子太旧的缘故，那装置并不如何奏效。
他于是更加专注地驾驶。而我也自然而然地沉默了。
到家的时候，我抬动胳膊时肋骨的剧痛也变得可以忍受了。我再次向他表示谢意。他再次微笑。
他搀扶我进屋，我们的声音惊动了犹太老太太。和上个房东相比，她不但年轻矫健，而且热情好客。
阿文的英语在我听来与美国人无异。我更多了一分嫉妒。
老太太为我取来冰袋，脸上的关切令我联想到外婆。又是我不可靠的记忆。因为外婆给我讲迷信故事的时候，我应该小得根本记不住外婆的模样。
但如果是这样，我又是如何记住那些故事的？我的记忆越发的不可靠了。
阿文向我告别。我于是又一次地道谢，不厌其烦。我顺便请他转告老板娘，我一切都好，明天会准时去上班。
我当然必须一切都好，明天必须去上班。否则不看急诊也一样会倾家荡产。
阿文笑答：“这么晚了，中国楼早就打烊了。不如我明天来接你一同去上班，见到她你自己讲吧！”
我方才意识到他竟同我一样损失了整整一晚的收入。我满怀歉意，连忙拒绝他准备提供的帮助。
他却认真起来。他问我，我的脚踏车还放在中国楼，如果他不来接我，我又如何去上班呢？
我这才想起，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无言以对，内心的感激之词突然间讲不出口了。
这一夜屋外的风雪很大。即使是藏在地下室的角落里，也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
我有些为阿文担心了，不知他住的地方是不是很远，需不需要开很长时间的车。
也许是新换了住处，也许是身体过于疲惫，也许是肋骨隐隐的疼痛，我长久地无法入眠。
我打开箱子翻找那盘具有催眠效果的录音带。疼痛把我的动作变得笨拙不堪，大大减缓了搜寻的速度。
我看到了阿澜的日记。我索性停止搜寻，拿着日记返回床上。我信手翻开一页，澜和辉在夏天的夜晚，漫步在紫竹院的小径。月光下一片竹影，在夜风中微微摆动。
我从未去过紫竹院。但我和伟却时常骑着车从那公园门口经过。
我便在这温柔的夜色里沉沉睡去了。
在这温柔的夜色里，我又见到辉。他却身着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马甲和黑色的西裤。一整夜我都和他在一起，我仍称他为辉，他亦称我为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