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时间上的细节需要注意——“琉球贡民”遇害，发生在中日换约一年多以前。
有意思的是，强要出头的日本当时并不知道此事。
直到187年5月，本来“事件”已经平息，获救的琉球贡民即将踏上回国旅程。
恰在此时，柳原前光出使大清。
我说过，日本人一出现，案件就真成“事件”了。
要求修改条约未成，正愁回去无法“交差”呢，怎么也得弄点有价值的东西回去啊，就在京城到处转悠。我可没说他是瞎转悠，人家专往衙门和官员那里跑。不知怎么，从清政府邸报中获得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柳原“偷得”这一情况，如获至宝：修约没弄成，拿它回去也好“讨赏”。当即就把它作为“功劳”一件，报告了日本政府。
果然是实实在在的功劳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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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台的“鼓噪”
因日本早已内部决定将琉球的5个岛屿划归鹿儿岛管辖，日本统治者及鹿儿岛士族闻讯，就如丧考妣，大肆鼓噪——“征台”。
对旧武士出身的人来讲，打仗就是发财。而对于新政府的新贵们来讲，这可是建功立业、成名立万的大好机会！
首先是地方官员很好的表现了尽职任事的精神。鹿儿岛县参事大山纲良带头要求政府出兵“问罪”。胡说什么残杀琉球藩民的“残暴恶行，刻不能容”，末了还锐身自任“伏愿仰仗皇威，兴问罪之师，发兵征剿”，“故谨欲借军船，直指彼巢窟，灭其巨魁，上张皇威于海外，下慰岛民冤魂于九泉”。
官冕堂皇，主要还是“上张皇威”吧。
军方自然是闻风而动。还是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长官的陆军少佐桦山资纪（这可是日本的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我们也不断看到他的名字。别忘了此时他还是个小官，即使是放在也许在还没有几万人马的日本军队里，那也不算个大官），与鹿儿岛地方官相唱和，在上司——熊本镇台司令官出差的情况下，赶到东京越级直接向陆军省提出倡议，向陆军少辅西乡从道建议向台湾派遣“生蕃探险队”（生蕃，古书有这么记载），还多次会见西乡隆盛，上陈自己的意见。
一个怎么说也是下级军官的桦山，做出这样的举动，可见日本军人是多么的急切。
政府大员们也激动起来了。不久前还高唱“内治优先”、反对西乡隆盛“征韩论”，争得“头破血流”，直接把西乡挤回家呆起来了的对朝“缓征派”大久保利通，在“征台”上突然成了“急征派”，亲自制订《处理台湾蕃地要略》，迅速呈到了天皇案头。
大久保主张：“台湾生蕃部落，为清政所不及之地。……我藩属琉球人民曾遭杀害，为之复仇，乃为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
看来经过日本政府平时注意这方面教育，“扩张”在基层和民间有深厚的基础。政府未动，民间先吆喝起来。
这一套，与以后的日本历次出兵如出一辙。
此时的日本，举国上下，显露出一片腾腾杀气！
跟打了鸡血一样的日本政府，兴奋得哆索了很多天，突然想起一件事——与大清交涉前，还缺乏的关键一件事。
就是——自己对琉球的管辖权问题，还没有实际确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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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忙制造“口实”
别看鹿儿岛县的“土豪”们都以替琉球出头为己任，实际情况呢？
前边说过，琉球有5个岛划给了日本鹿儿岛县，仅引而已。而对于琉球……
有个日本政府自身的情况可以证明：一年前的7月1日，还是萨摩藩的鹿儿岛向新政府递交的对琉关系调查报告，明确承认：“明洪武五年、我应安五年（17）年，该国服从于彼（大明），接受王号，衣冦等变为明制，且改国号为琉球，但亦未与我中断。”此处基本属于事实，琉球就是接受大明的册封，后来是接受大清的册封。唯一不实的是，日本所自称“亦未与我中断”，那绝不是“自上古属日本”之事，而不过是琉球与日本的贸易往来、礼仪互访罢了。
即使不得不老实地承认这个前提，调查报告中还是胡说了一通“嘉吉元年，九代国王受领将军恩赏，再加封琉球国”，“庆长降服以来，鹿儿岛公开派遣士官从事政务”等瞎编乱造的谎话。
谎话次数说多了，就连自己都当真了。
还有一个日本的“自证”——不远，仅仅就几天前，187年5月日，时任大藏大辅的井上馨刚向政府提交一份建议，说到琉球的现状，只是“庆长年间，岛津家久征讨琉球，擒获中山王尚宁，使之服从皇国以来，该国被视为萨摩藩附庸，延至今日。”岛津侵略琉球，这是事实，但注意接下来的建议：“现今百度维新，终究不可置之不理……宜速收其版籍，明确归我所辖，扶正制度，使之国郡设置、租税调贡，悉如内地一轨，一视同仁，以洽浃皇化。”
这个建议非常有意思了，什么是收其版籍？就是准备收取琉球国土户籍，将其纳入日本版图，与本国各藩一样对待，撤藩置县，实施直接统治。
这些事实足以证明，日本人“哈喇子”流好长、谋划吞并琉球，搞了一些入侵性的动作，但纳入版图、置于治下的一切还在会前讨论酝酿阶段，连个正儿八经的会议都没开，更别提做出实质性的变动了。
日本政府总算想起来了。可是，这下子事情紧急起来了，来得及吗？
俗语说：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啊。
但是，日本人使我们相信了，准备不足，也可以现场准备。
日本人可不会轻言放弃。我确认日本人的头脑中，只要有思想准备，哪怕是空想妄想，也叫准备。日本人更不会坐等一切条件具备，而是拿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干的精神，缺什么补什么也行。
一旦出现机会，日本人加速行动，三步并作两步，什么礼节程序、开会研究研究，该省的都省了。
使琉人遇难事件变成日本的内政问题，先得使琉球国人民变成日本藩民，而变琉球国民为日本藩民，首先得确立日本对琉球的管辖权。
于是日本匆忙动手了。
9月14日，琉球王子尚健率使者抵达东京，谒见天皇，代表国王庆贺明治新政的时候，天皇亲切地告诉使者：他已册封琉球国王，“升其为琉球藩王，叙列华族”。
把一国之国王“升”为藩王，亏日本人能想得出！
10月，又派人向琉球国王传达“琉球事务，归内务省管辖”，对内，再把琉球王国与欧美各国缔结的等约和今后的外交事务转归外务省管辖。
“琉球藩”名义上已经有了，管辖权也明确了，就这样单方面定了。
好了，可以向大清兴师问罪了。
这也是日本此后常耍的一招。自这个先例开始，到对朝鲜，直至对今日的钓鱼岛，几乎全是“单方面改变现状”，再理直气壮地迫使别人承认。
但是真正据琉球为己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你定的事，别人得承认和认可才行啊。
那好，下一步，就是割断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了。
这一步，等台湾事情搞定，也就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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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制造“琉球为日本一藩”的单方主张，以借“琉球难民事件”向大清发难，交涉台湾原部落处理问题，发兵侵台，再以侵台行动的成果（不管台湾事情成功不成功），谋取达成琉球的实质占有（这个必须成功，必定成功）。于是，琉球真的是日本一藩。
真是“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我才发现”：这种转一个大圈子的“逻辑”，只有日本人能想得到、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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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换约，实为寻衅
当然，作为“进两步，退一步”渐进战略的要害，还在真正踏上台湾。
其实，日本政府叫了半天，台湾什么样，政府官员还没个概念呢。估计更不知道郑成功、史琅的事。
日本政府的一些主意，还是从一个日籍、法裔、美国兵痞，“三姓家奴”李仙得（清史所载有时为李让礼，李鸿章文中有时称李仙得，有时称李让礼）那里征询到的。
查查历史，这家伙还真是个比较能混的人。
李仙得，180年生于法国，后加入美国籍，参加过南北战争，1866年混了个厦门领事干。由于处理前边所提到的美国商船船员漂泊到台湾、惨遭杀害的案件，派兵去没拿下来，李仙得凭着一股子冲劲，又跑去了。除了与岛民有过接触，成功定了个盟约，他还调查过岛上的情况，绘有台湾的详细地图、海图，并拍摄了详细的照片。
盟约倒不是最珍贵的，这些地图、海图和照片倒是珍宝，李仙得打算报告本国政府以求晋升。可见，从一开始，李仙得目的就相当不纯。回国途中路经日本，不知怎么着被介绍给了副岛外务卿，然后又被聘为外务省顾问，就此居停日本，并加入日本国籍。
一个丢了职务、到处晃荡的破落户一样的人，就这么成了日本顾问。聘他的关键，也就是李仙得的这点“台湾游”经历有了巨大的用武之地。
他接受副岛的请求，介绍了有关台湾的情况。此后，他这个外交顾问便俨然成了台湾问题的“专职顾问”，为日本政府考察台湾的形势和日本应采取的政策提供咨询。
梳理一下，前前后后，李顾问所提供的建议有：台湾“形势如同未垦之地，日益空旷，无论哪国公民都易于移殖”——好象台湾是无主之地；日本政府“既不欲西人在我近处殖民，故若支那政府不喜领有此地，则与其落入西人之手，还不如由我国（日本）占领此地”——谁占了归谁；英俄两国正围绕着“东方问题”（围绕土耳其的国际关系）处于对立之中，正是打入台湾的有利时机——好象这块只有英俄值得一提，主人中国都不算。
如果说李顾问这些建议是对美国政府说的，还差强人意。我看完全是把准备好回国“讨封赏”的报告，转卖给了日本政府。
李顾问上来就一通半胡说、半强词，再夹些日本人似懂非懂的国际局势，云山雾罩把日本人弄晕了，然后，用一个“强权政治”兜底——有它，一切都是真的！然后，收功。
日本人顿感“天光大亮”，两眼放光！
——你扯那么多干嘛，直接说“抢”不就简单明了了吗？
当然，李仙得未忘劝日本：务必弄清清政府与台湾土著居民居住地区有什么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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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些情报信息就够了。
以前还不怎么了解台湾的副岛，此时已对向台湾出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不对，应该是升腾起了强烈的欲望。
当然，他还记得自己是个外交官，外交人员还得干外交的事。
他的部下、外务少丞郑永宁（这家伙升官了）写的《副岛大使适清概略》记载了副岛为台湾事件（又是个事件）而开展的“外交活动”：
日本陆海军群情振奋，甚至有准备“不待朝命，自谋讨伐生蕃者”。
副岛忧之，亲自劝说：种臣非常佩服大家的忠君爱国精神。但若不名正言顺地进行讨伐，那就跟强盗没什么区别了。大家更不要暴虎冯河（成语学得不错），莽撞行事。有三件事是我担心的，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是不止日本，各国窥伺台湾不是一天了；二是清政府一直说台湾全部是自己的领土；三是岛上的原住民部落也不好惹，是吧？好啦，我作为外交大臣，先把这三件事搞定，然后大家就可以发挥作用，把台湾拿下来，使它永远当咱日本的南大门！（乃劝谕曰：壮志义气，无非为我君。然若不名正言顺进行征伐，则等同寇耳，幸勿暴虎冯河。种臣谋之，有虑者有三：外国窥视台湾久矣，一也；清政府仅治其半，而自谓全有，二也；生蕃野性好胜，视死如归，乃其三也。种臣愿借外务之权除此三虑，而后专恃诸君之力，取此地为我有，永镇皇国之南门。）
这说明，副岛正是为这“所忧虑的三点”，决定亲赴清朝，打开解决这一事件的缺口。
这就是副岛所想的日本外交的事。
于是他上书天皇，强调：“欲使外人觊觎台湾者不敢阻我王事，使清人甘让生蕃之地，辟土地获民心，非臣力之，恐难成功。”并“请准余亲自赴清，借换约（批准互换《中日修好条规》）之名以入北京，游说各国公使，绝其娼疾。借与清政府讨论谒见皇帝之事（指借批准换约而建立邦交之机，谒见皇帝，面呈国书，祝贺同治皇帝完婚和亲政），告以讨伐生蕃之由，正我疆界而开拓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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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副岛到大清来谈判、换约，不是真正的目的，而探听大清口风、找到寻衅台湾的借口，才是真正的目的之一（“三问”之一的内容）。
至于条约，那是随时可撕毁的废纸。
所以，前边已经讲过的日本与大清反复纠缠、死缠烂打，再三要求修改的条约，本来因一直得不到列强一样的待遇，而被政府拖延搁置，眼看就落满灰尘了，到了187年月，拿出来扫扫、吹打吹打，忽然获得政府痛快地批准，并派出庞大的使节团来华互换批准书了。
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就在这儿——副岛来华“换约”是一种谋略，是为了发动侵台战争而投下一颗探路石。
“换约”纯粹是个由头，而“三问”，才是实质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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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特命全权大使——肩负光荣使命的副岛外务卿启程赴华了。
一路上，春风那个吹。意气风发、趾高气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郑永宁记下了：月18日，途经佐田岬时，副岛特意赋“打油诗”一首，充分展示自己的抱负，其中自感最为得意的一句“保护海南建新藩”——实指要“在台湾建藩”。19日，副岛到鹿儿岛会见正在休假（实际上是长期休假，俗一点说叫在家呆着了）的参议、陆军元帅西乡隆盛，共同研究了如何在台湾建藩的问题。
0日，从鹿儿岛经由长崎出发，先至上海，然后一路考察大清沿海“风光”，于4月19日，到达天津，开始与钦差全权大臣李鸿章进行会谈。
在此之前，187年11月，那个无比积极的桦山少佐，已如愿讨得一份“差事”，带人赴台湾，展开实地调察——也就是侦察了。
还未与大清交涉，日本侵台早已进入实质性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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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天皇睦仁在策划对清交涉和入侵台湾中，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好勇斗狠”。
副岛赴华前，天皇特别授意：“台湾岛生番数次（到睦仁嘴里又成了数次）屠杀我国人民，若弃之不问，后患何极。今委你全权，前往伸理，以副朕之保民之意。”
既而又下达《敕语》，称：“清国政府若以政权之不及，不以其为所属之地，不接受这一谈判时，则当任从朕作处置。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左右推脱其事，不接受有关谈判时，应辩明清国政府失政情况，且论责生番无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此后处置则当依任朕意。”
从这个敕语中，可以看出明治与大臣可谓声气相通，把握住了这次关于台湾交涉的关键：清政府若不认为台湾为中国之地，则“日本必占”。若说全岛归中国所有，却又不肯惩治生番，那“日本必战”。
不管大清怎么说，都要“依任朕意”啦！
谁说日本的天皇都做不了主？！
端的是十分霸道。
简直是霸气侧漏！
这种专横暴虐的话语中，哪里能看出还有半点日清修好的善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