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不会*他写一百万的欠条，都是马洪波借我的名义，在外面瞎搞。对，对，我负有领导责任。钱，五十万？没问题，只要你帮我摆平这件事就行。马洪波？这家伙太不象话了，你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对，我气死了，还保他干什么？”
张红梅忘了吃饭，屏着呼吸偷听着。
刘学贵的声音更低了：“还有一件事，我想再麻烦你一下。呃，就是帮我问一下，这是谁报的案？对，这个对我来说，相当重要。我怀疑，我公司里有内鬼，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被他搞了一下，这次报案，是不是一个人做的？我要尽快查到他，否则，我就不得安宁。我再加你五十万，你拿去给他们分分，怎么样？好，好，那我等你的消息。现在，我可以去公司上班了吧？他们不会再来了？嗯，好，丁局，谢谢你。”
张红梅马上搛菜吃起来。表面上装作什么也没听到的样子，生气地对走进来的刘学贵说：“什么神秘电话？要瞒着我，跑到外面去接，是不是哪个新情人打来的？”
她嘴上这样说，心里则有些不安地想，关押？刘学贵和马洪波关押谁呢？是不是向志荣？好像不是。
刘学贵在电话里说，有人已经搞过他了，现在又偷偷报了案，这两次行动是不是一个人所为，是不是向志荣呢？他说是内鬼，难道向志荣在公司里？
张红梅想到这里，心里更加紧张，高耸的胸脯起伏起来。我要想法打听一下，如果向志荣真的在天兴，那么，这个所谓的“内鬼”很可能就是他。
是的，凭向志荣的脾气和个性，他一定会想办法报复刘学贵，也会暗中查找我的。
现在，刘学贵出钱让公安局里的人，查这个报案的人。他出五十万，摆平这件事，再加五十万，查报案的人。刘学贵也真够慷慨的，这充分说明了他对这个“内鬼”的恐惧程度！
那么，这个人很可能就是向志荣，我要尽快打听到他，然后象上次一样，设法救他。否则，他真的太危险了，比上次更危险！
她这样激动地想着，刘学贵则以为她是在吃他的醋，就说谎道：“哪里呀？办公室徐主任打来的电话，说那个人在公司里吵得很凶，一定要钱。我欠了他一百万，两个五十万，算了，还他就还他吧。”
张红梅听了，心里气得咬牙切齿：你听听，满嘴的谎话，哼，你以为我没听见？！以后，我还能相信你什么话？！
刘学贵吃完饭，就急匆匆地走了。他走了一会儿，张红梅没事做，也换了鞋子，去自己的办公室上班，她要去打听向志荣的情况。
刘学贵来到公司，一坐进豪华的董事长室，那种良好的感觉立刻又上来了。
一会儿，徐主任小心翼翼地走进来，不安地问：“刘总，你怎么来了？”
刘学贵有些神秘地对他说：“事情，我都摆平了。这件事，你对谁都不要说。哦，就说马洪波犯了绑架罪，与我无关。”
“绑架罪？”徐主任惊讶了，“他绑架谁呀？我们还以为他在外面捣浆糊，骗了人家的钱呢。四个警察冲进来抓他，后来又要找你，我们都吓死了。问他们为什么抓人，他们谁也不说。”
刘学贵知道，这事瞒是瞒不住的，越瞒谣言就越多，所以他决定索性说出来，把责任都推到马洪波身上。
尽管这事一开始是他指使马洪波干的，因为全兴权突然不辞而别，既是对他和天兴集团的不尊重，又有内鬼的极大嫌疑。后来听马洪波说，全兴权出去，是自己稿工程，又感觉他还有挖公司墙脚的可能，就指使马洪波设法诱他过来，关到他早就租下来的那个黑监狱，然后审讯他是不是内鬼，再*他写一百万的欠条。
他本想从他身上捞回一百万也好，弥补自己的一些损失。谁知全兴权却跟向志荣一样，又穷又硬，打死他也不承认是内鬼，坚决不肯写欠条。他让马洪波*他在一百万的欠条上签字，就放了他。等他搞工程赚了钱，再去问他讨那一百万。
谁知马洪波竟瞒着他，先问全兴权要三万元的小钱，还把他弄得老家去变卖房子，又被全兴权在那个厂长的家里逃脱了。
他从请的那两个打手嘴里知道了这个情况，把马洪波骂得狗血喷头，然后命他马上把全兴权再抓回来。
对呀，很可能就是这个时候走漏的风声。全兴权不是逃脱过一段时间吗？就是这个时候，他可能给谁打了电话，或者给亲戚朋友说了，当然，也有可能他自己报了案。
他自己报案？不太可能。否则，为什么他重新抓进来三天以后，警察才出现呢？这里一定有内鬼，极有可能是向志荣。马洪波说，向志荣与全兴权关系很好，趣味也相投，都是贫穷的外地人，有严重的嫉富恨富心理。所以，都想拆我的台，看我的好看。
三个内鬼的嫌疑人中，两个已经排除了，现在只乘下向志荣。妈的，要真是他，我非除了他不可。当然还是要查一查，还要耐着性子等一等，等向志荣找到孙炳辉后，才能处理他。
现在，不管是什么罪名，我都不能承认，只能让马洪波替我顶着。是啊，我是一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怎么能去吃官司呢？我进了班房，公司怎么办？
于是，他对徐主任说：“这事，我一点也不知道，真的。都是马洪波在外面，利用我的名义瞎搞。以前骗吃骗喝骗玩，还骗些小钱，也就算了。就是问人家收几百万的保证金，反正以后会还人家的，没也什么大事。可这次就不同了，他居然为了区区三万元的小钱，绑架全兴权，*他还钱。”
“什么？他绑架全兴权？”徐主任更加惊讶了，“他们以前可是同事啊，还是经营部的正副搭档。”（未完待续）